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理论不断实现突破和创新,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国有制经济

[摘
要]本文从国有经济改革必须遵循实事求是原则、生产力标准、矛盾法则、以人为本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经济制度,国有经济改革必须与国有经济的战略调整和国有企业的战略重组相结合,国有经济监管必须实现向主要管资本转变并需强化各层次对国有资本的监管,国有企业必须分类推行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国有经济改革必须与科技创新相结合,国有经济改革要着眼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责任担当,必须发挥非公有制经济和对外开放对国有经济改革的促进作用,必须创造国有经济改革所必需的经济环境、营商环境、法律环境和社会环境,必须推行渐进式改革和重视改革理论作用等方面梳理了国有经济改革的经验。

所有制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内容。30多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理论不断实现突破和创新,有力推动了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是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生动体现。

黄振奇

列宁曾以总结革命经验的方式纪念十月革命。[1]这一点似可看作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个优良传统。据此,时值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本文拟对国有经济改革经验做些初步分析。

创新性地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的观点。我国提出并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并把这一基本经济制度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这突破了社会主义社会公有制“单一论”的理论局限和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公有制经济“一统天下”的所有制格局,为我国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前提下充分发挥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经济的活力与作用奠定了基础。在理论和实践发展中,“公有制经济”“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的内涵日益明晰: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这是就全国而言的,有的地方、有的产业可以有所差别。要不断增强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管理企业要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占据支配地位。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的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显然,我们的改革是要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但学术界的有些观点偏离了这个方向,尤其是有一股否定社会主义国有经济的思潮,明显有违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今年是全面深化改革关键年,有必要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澄清一些错误的观点,以确保改革的正确方向。

1979年以来,国有经济改革不仅已经取得了重大成就,而且积累了丰富经验。主要是:

创新性地提出社会主义公有制有效实现形式的观点。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客观要求,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必由之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企改革的深化,我们提出国有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可以适当分离,国有企业是具有独立经济利益的法人实体和市场主体,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国有企业应建立和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接轨的“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和“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同时应坚持党的领导和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在努力寻找能够有效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过程中,我们认识到,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有利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有利于提高企业和资本的运作效率,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不能笼统地说股份制是公有还是私有,关键看控股权掌握在谁手中。国家和集体控股,具有明显的公有性,有利于扩大公有资本的支配范围,增强公有制的主体作用。因此,应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我国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逐步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在国家所有、分级代表的前提下,构建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的国有资本所有者管理层、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层、企业经营层三个层次的授权经营模式;城镇集体所有制改组为股份合作制企业;在坚守土地公有性质不改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利益不受损“三条底线”的前提下,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的有效组织形式和经营方式,推进土地经营权流转,发展多种形式的合作与联合。这就突破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不能兼容的传统观念,为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越性和市场经济的长处找到了符合国情的路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

一、重视社会主义国有经济是对国家迷信吗?

第一,国有经济改革必须遵循作为唯物论基本原则的实事求是。改革以前,由于盲目地学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把整个国民经济搞成了国有经济的一统天下。尽管当时还存在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形式,但这时的集体所有制实际上也是准国有制。同时还将这种公有制的实现形式确定为计划经济体制。

创新性地提出“两个毫不动摇”和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观点。怎样看待和处理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一直是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此,我们党提出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有利于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这一理论创新过程,表明我国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从企业外部深入到企业内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所有制和产权基础更加稳固。

有学者认为,把国有经济与社会主义性质相联系,属于斯大林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定义,并提出: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经济定义带有明显的被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强烈批评过的国家迷信的色彩,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国家观。这是用张冠李戴的手法,来为自己的观点寻找理论根据。恩格斯在为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1891年单行本所写的导言,确曾批判过机会主义者对国家迷信,但那要指明的是,无产阶级革命不能简单地掌握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必须把它打碎,重新建立自己的国家机器。这与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在新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下,建立和发展国有制经济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所以,用恩格斯批评机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国家迷信的观点,来否定社会主义国家国有制经济的主导地位,是不符合恩格斯理论观点原义的。

这里说的盲目性有两重含义:一是并没有看清当时苏联实行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已经演变成妨碍社会生产力的阻力,是亟须改革的制度。这种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确实起过重要积极作用。但伴随苏联经济的发展,它却愈来愈不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亟须进行改革。二是没有看清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正是这个实际决定了不能实行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这种制度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也起过重要的积极作用。改革后有一种流行的观点根本否定这种作用。这是有违历史事实的。[2]但后来这种制度也确实变得愈来愈不适合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以致酿成了“大跃进”特别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大灾难,险些断送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命运。

其实,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中,最核心的基本原理,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打碎资产阶级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政权,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国有制经济,加快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更简明地概括了上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当然,马克思主义设想的未来社会,是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被推翻之后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可以实行单一的国家所有制。而我国由于旧社会是一个生产力极端落后的农业国,革命成功后建立的社会主义还是它的初级阶段,不仅公有制存在国有和集体两种形式,而且存在个体、民营和外资等所有制;但在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中,公有制是占主体的,国有经济发挥着主导作用。如果否定国有经济,公有制占主体不存在了,也就不可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但在改革以后,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实际出发,确定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占主要地位(其中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的条件下,实行多种所有制的共同发展,并且实行市场经济体制。这又焕发了社会主义制度的青春,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气。

二、能够把社会主义仅仅定义为共同富裕吗?

这个历史对比表明:坚持实事求是,是改革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但坚持这项原则,不仅是准确确定改革方向所必需的,而且是整个改革过程必须遵循的。国有经济改革的进展,都是依据体现实事求是原则的改革试点和试点经验的总结。正是由于在改革进程中紧紧把握和贯彻了实事求是原则,才使得这个作为前无古人的全新事业的国有经济改革取得了持续的进展。

邓小平理论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同样重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而有学者却说:我赞成邓小平的定义,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于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所以是不是社会主义跟国有制的比重大小没有关系。实际上,邓小平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曾多次讲到社会主义。例如,1985年3月,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说: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1985年8月,邓小平在接见外宾时又说: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从上边引证的两段话中,即可明显看出,抛开以公有制为主体,把社会主义仅仅定义为实现共同富裕,是不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那也不是邓小平的定义。党的十八大报告在讲到必须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时,也强调指出: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之所以能够做到这样,首先应归功于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第二发展阶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开创者邓小平。1978年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方针。邓小平在此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做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报告。这个报告实际上成为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这表明实事求是一开始就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他在1982年召开的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又着重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3]这同样意味着包括国有经济改革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

事实上,公有制为主体和实现共同富裕,是密不可分的。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早就指出过: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例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是:生产的物质条件以资本和地产的形式掌握在非劳动者手中,而人民大众所有的只是生产的人身条件,即劳动力。既然生产的要素是这样分配的,那么自然就产生现在这样的消费资料的分配。如果生产的物质条件是劳动者自己的集体财产,那么同样要产生一种和现在不同的消费资料的分配。庸俗的社会主义仿效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分配看成并解释成一种不依赖于生产方式的东西,从而把社会主义描写为主要是围绕着分配兜圈子。

第二,国有经济改革必须依据作为历史唯物论基本原则的生产力标准。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首次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大的历史性的发展。而且,毛泽东还依据这个基本原理,部分地揭示了这个基本矛盾的表现。比如,就国家与企业的关系来说,他认为,国家集权过多,对企业独立性注意不够;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也是中央集权过多,对地方独立性注意不够。[4]但是他始终没有跳出苏联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这是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形式)的框框,从而没能依据他提出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理论揭示出计划经济体制与社会生产力发展之间存在根本性的矛盾。

三、社会主义经济就是共富加市场吗?

揭示这一点的也是邓小平。邓小平依据我国和各社会主义国家经验的科学总结,多次强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要发展生产力,经济体制改革是必由之路。”这样,邓小平就把中国市场取向改革方向建立在坚不可摧的历史唯物论的基础上。不仅如此,他还明确提出了判断改革整个进程中是非的科学标准。他说:“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他还要求:“要在改革过程中,保持生产有较好的发展。”[5]这样,我国不仅改革的根本出发点是为了解放生产力,而且整个改革进程都要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这是国有经济改革能够显示强大生命力,并能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本原因。

有学者把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特征归纳为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的市场经济。这个对社会主义经济的界定,也是违背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理论观点的。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文中指出:社会主义的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而不是为了剥削。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这些特点,我国人民能有共同的政治经济社会理想,共同的道德标准。以上这些,资本主义社会永远不可能有。1985年9月,邓小平在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又说: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有计划地利用外资,发展一部分个体经济,都是服从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这个总要求的。

第三,国有经济改革必须依据作为辩证法核心的矛盾法则。如前所述,国有经济改革本身就是为了解决作为国有经济实现形式的计划经济体制不适合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矛盾。这本身就是矛盾法则的运用。此外,这里需要提出两点:一是国有经济改革包括极其复杂的矛盾。它不仅涉及国家与国有企业关系,而且涉及中央和地方以及中央各部门之间的关系,还涉及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的关系。显然,只有妥善处理这些关系,国有经济改革才能得到顺利发展;否则是不可能的。二是国有经济改革的全过程必须坚持对阻碍改革的各种错误思潮的批判。在这方面主要是对否定改革的“左”的思潮和把改革引向私有化邪路右的思潮的批判。这两种思潮在国有经济改革的各个发展阶段,其作用是有区别的。在改革初期尽管存在私有化思潮,但维护计划经济体制的“左”的思潮占了主要地位。这种“左”的思潮与改革思想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曾经进行过反复较量。只是在1992年年初邓小平重要讲话对此做了结论以后,这场争论才趋于平息。但伴随国内资本主义思想的发展和国外资本主义思想的流入,右的思潮又上升到主要地位。其主要代表就是极力宣扬私有化的新自由主义。近几年来我国学界对新自由主义进行了深入批判,这是十分必要的,今后仍须坚持。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国有经济改革已经深入人心的条件下,过去那种露骨地反对国有经济改革“左”的思潮已经难以为继了。于是采取了较为隐蔽的形式来宣扬其主张。其特点是:一方面表示赞成国有经济改革;另一方面又采取玩弄概念的手法来否定国有经济改革。但这个问题需要专文分析。这里只是简单提一下。

该学者在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特征规定为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的市场经济后面的括弧里说:这也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切含义。将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特征与经济体制划等号,这首先是逻辑上的混乱。就经济体制来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单是发挥市场经济的作用,还要正确发挥政府的作用。发展市场经济虽能提高社会资源配置效率、激发经济发展活力,但市场不是万能的,还有一些重要方面市场是管不了的。例如,社会供求总量平衡和社会成员收入公平分配,单靠市场是解决不了的,这早已被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历史所证明了的。资本主义国家搞了几百年的市场经济,不仅没有实现共同富裕,而且社会成员收入分配不公却越来越严重。2013年12月4日美国总统奥巴马承认:日益加剧的收入分配不平等是美国面临的最大挑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三中全会《决定》对政府作用的定位是: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所以抛开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只讲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的市场经济,那就根本谈不上什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切含义。

第四,国有经济改革必须遵循以人为本原则,切实做到改革出发点为了人民,改革进行依靠人民,改革成果分享人民。只有这样,改革才能获得最广泛的群众基础,才能战胜改革所遇到的一切困难。国有经济改革进程中切实贯彻了这些原则。前已提及,国有经济改革各项重大举措都是经过改革试点经验总结的。而这些经验归根结底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而且,人民对改革成果已有了深深的获得感。在改革以前的1953—1978年,在传统经济体制和传统经济战略双重作用下,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发生了为生产而生产的错误倾向。这期间经济年均增速为6.1%,而全体居民消费水平年均增速只有2.3%。二者之比为2.65∶1。改革后就根本改变了这种极不正常的情况。党的十八大以来则更为明显。其中,1979—2011年,经济年均增速和全体居民消费水平年均增速分别为9.1%和8.0%,二者之比缩小到1.13∶1。2012—2016年,二者年均增速分别为7.3%和7.6%,后者超过了前者0.3个百分点。2017年,经济和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了6.9%和7.3%,后者超过了前者0.4个百分点。诚然,这些成果是由全部改革带来的。但国有经济改革是其中最重要方面。这样,尽管国有经济改革过去、现在和将来还会遇到各种风险和困难,但完全可以预期是能战胜的。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在讲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时,首先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我们有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以共产党领导的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规划为核心的宏观调控体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推行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效防止了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相伴生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宏观经济持续高速增长。1979年至2013年,GDP年均增速高达9.8%,其中只有三个年份因主动调整或政治因素影响,使经济增长率趋缓至4%左右;我国还成功应对了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当然,我们也应清醒看到,我国当前和今后的发展还存在诸多挑战和不可持续的问题。按照三中全会《决定》的要求,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开放型经济体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

第五,国有经济改革必须遵循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经济制度。为此,一方面必须坚持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这不仅是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所必需的,而且是促进非公有制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居于主导地位的国有经济拥有完备的装备制造业、原材料工业和生产基础设施。显然,非公有制的发展,离不开国有经济在这些生产要素方面的支持。旨在巩固国有经济主导地位的改革,会释放数以千万计的冗员。这是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所必需的劳动力来源。国有经济还是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最重要的国内市场。流行的观点在论到国有经济改革重要性时,往往强调前一方面,忽略后一方面,这是不全面的。另一方面必须坚持各种所有制在市场竞争中的平等地位。这不仅是实现“两个毫不动摇”(即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必须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方针所必需的,而且只有这样,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才是有生命力的。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还是推动国有经济改革的一个重要条件。

四、不改革开放走老路不行,假改革之名走邪路行吗?

第六,国有经济改革必须同国有经济的战略调整和国有企业的战略重组结合起来。问题在于:改革以前,国有经济不仅占据了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关键领域,而且遍及竞争性行业;不仅拥有大量的大中企业(这在适当的范围内也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拥有数量更多、占比更大的小企业。国有经济布局的这两种状况,不仅挤占了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所必要的空间,有碍于非公有制经济的正常发展;而且也是发展强势国有经济力所不及的,并不利于国有经济的健康发展,不利于国有经济有效地发挥主导作用。从这方面来说,国有经济的战略调整和国有企业的战略重组不仅是国有经济改革的两个重要方面,而且是国有经济监管和国有企业两方面改革的重要前提。实践已经证明:只有把国有经济的战略调整和国有企业的战略重组推进到位,才有利于国有经济监管和国有企业两方面改革的顺利推进。

不坚持改革开放,就是要走封闭僵化和生产力不发展的老路;改革不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就是要走资本主义私有化的邪路。邓小平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文中早就指出: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使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起来,但是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几的人生活富裕的问题。而坚持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就不会产生贫富过大的差距。再过二十年、三十年,我国生产力发展起来了,也不会两极分化。因此,邓小平告诫我们: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所以,邓小平讲的不只是不改革死路一条,不坚持社会主义更是死路一条。

第七,国有经济改革必须在国有经济监管方面实现从主要管企业到主要管资本的转变,国有企业方面必须实现从原来作为政府附属物的生产单位到作为独立的市场主体的转变,并须把二者紧密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有可能真正做到政企分开和政资分开,企业也才有可能真正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国有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兼容,才能使国有经济真正融入中国市场经济。

坚持社会主义,从经济上说就是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邓小平讲特区是社会主义的,而不是资本主义的,就是从公有制为主体及其比重,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的优势来论证的。他说:特区姓社不姓资。从深圳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四分之一,就是外资部分,我们还可以从税收、劳务等方面得到益处嘛!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怕。我们有优势,有国营大中型企业,有乡镇企业,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因此,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邓小平讲公有制为主体,首先就包括国有经济。

第八,要实现国有经济监管方面从主要管企业到主要管资本的转变,就必须切实大力推行已创造多年并有成效的管资本的形式。即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国有资产监管机构依法对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履行出资人职责,并授权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对其出资企业履行股东职责,承担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实现从主要管企业到主要管资本的转变,是从国有经济改革的总体说的。它并不排斥国有资产监管机构对某些特殊重要的国有独资公司(如涉及国家安全的企业)实行直接管企业。

五、发展混合所有制是把国有经济私有化吗?

但要在完全意义上实现向主要管资本的转变,不仅涉及国资委对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监管,而且涉及国务院对国资委在这方面的监管,还要进一步涉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国务院在这方面的监管。只有把这三个相互联系环节的监管真正落到实处,才能彻底实现向主要管资本的转变。2017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建立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国有资产管理情况制度的意见》,是强化全国人大对国务院国有资本监管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步。但这方面改革任务的完全实现还需做出艰苦努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所有制结构逐步调整,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在发展经济、促进就业等方面的比重不断变化,增强了经济发展的活力。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更好体现和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进一步探索基本经济制度有效实现形式,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

第九,国有企业改革,必须依据不同国有企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将国有企业分为商业类和公益类,推行分类改革。必须继续大力推行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国有企业经理层必须实行市场应聘,以及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薪酬分配制度;企业员工也要实行市场化管理。[6]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并指出: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有利于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有人把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解释为要把国有经济民营化或私有化,这显然是错误的。恰恰相反,这是新形势下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的一个有效途径和必然选择。

国有企业改革还必须着力发展混合所有制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以其固有特点(包括不同所有制的市场主体和员工持股等)和灵活性(国有资本可以依据企业重要性的差异实行绝对控股、相对控股和参股等),不仅有利于加强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而且有利于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是实现公有制占主要地位、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一种有效的形式。

在2014年8月29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国有经济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作了更加明确的肯定和说明。《人民日报》根据新华社电报道这次会议的文章中说:会议指出,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管理企业,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主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占据支配地位,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在我们党和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经济基础中也是起支柱作用的,必须搞好。我们认为,这段话对社会主义与否跟国有不国有没什么关系、党的执政基础不在于国有经济比重高低等错误观点,是一个最有力的回应。

改革以来,在这些方面都已取得重要成就。到2017年年底,中央企业各级子企业包括98家中央企业集团公司基本上完成了公司制改制。其中,超过三分之二的企业引进社会资本实现了混合所有制。[7]

总之,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我们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史无前例、举世无双的巨大成就。实践证明,这是一条成功之路,不可动摇。

第十,必须把国有经济的改革与国有企业的科技创新紧密结合起来。改革是科技创新的第一推动力;而在现代化生产条件下,科技创新也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另一个根本动力,是显示改革成果的一个基本方面。因此,必须把二者结合起来,才能相得益彰。但国有企业的科技创新不是伴随改革自动实现的,而是必须放在经济管理和企业管理的重要位置上,采取切实有效措施才能见效的。改革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国有经济在这方面已取得显著成就。数据显示,十八大以来,中央企业研发经费约占全国研发经费支出总额的四分之一,获得国家科技奖励400余项,累计拥有有效专利48万余项。其中2012年至2016年,央企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技进步奖共计424项,约占同类奖项总数的三分之一。四年来,央企共获得全部14项科技进步特等奖中的12项,获得科技进步一等奖48项、二等奖277项,还获得13项技术发明一等奖中的6项。这四年,央企用于研发的费用呈逐年增长之势,年均增长率达7.37%。其中,研发经费占营业总收入的比重由2012年时的1.34%增至2016年的1.67%,约为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1.8倍。2016年,央企研发费用总额达3926.6亿元。同时,央企科研人员储备力度也在不断增强。这四年,央企研发人员年均增加2.67万,研发人员占年末职工人数比重由5.57%上升至6.22%。其中,高水平技术工人队伍不断壮大,高级技工、技师的数量大幅增加。截至2016年年底,央企拥有工程院院士189人,中科院院士41人。此外,拥有“千人计划”“青年千人计划”“万人计划”“百千万人才工程”等各类国家人才计划人员1180人。2017年9月13日,科技部、国资委共同召开中央企业科技创新推进会,签署支持中央企业创新发展战略合作协议,并就共同支持中央企业创新发展做出部署。这意味着国有企业将在创新上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国资委将联合科技部,从七个方面大力推进中央企业创新,包括:鼓励和支持中央企业参与国家重大研发任务;支持中央企业设立各类研发机构,打造产业协同创新平台;大力实施人才强企战略,加快建立中央企业人才聚集的体制机制;支持和指导科技创新政策在中央企业先行先试和落地实施;大力支持中央企业参与北京、上海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推进创新创业,支持中央企业建立一批专业化众创空间;共同开展创业投资合作,推动科技成果转化。[8]

第十一,国有经济改革必须着眼于提高作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综合指标的经济效益。改革以来,由于多种原因,国有企业经济效益的水平并不高。但近年来伴随国有经济改革步伐的加快,经济效益有了显著改善。国务院国资委数据显示,2017年国资委监管系统企业累计实现营业收入50万亿元,同比增长14.7%;实现利润总额2.9万亿元,同比增长23.5%;中央企业累计实现营业收入26.4万亿元,同比增长13.3%;实现利润总额1.4万亿元,同比增长15.2%,增速创五年来最好水平。

第十二,国有经济改革还必须着眼于提高社会责任的担当。各种所有制企业都负有社会责任的担当。国有经济以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主要的经济基础这种特殊重要地位,负有更大的社会责任。多年来,国有经济改革在这方面已经取得显著成果。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责任研究中心相关研究,国企100强社会责任发展指数持续领先于民企100强、外企100强。2017年,国企、民营和外资三类企业社会责任发展指数差异化明显,其中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发展指数得分最高,民营企业其次,外资企业最低。与2016年相比,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社会责任发展指数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增长,分别增长2.6分、6.4分,而外资企业下降2.1分。还需指出,在国有企业100强样本企业中,国务院国资委监管的中央企业占54家,国有金融企业和地方国有企业占46家。国有企业100强发展指数前30名企业中,中央企业占据28家。由此可见,中央企业的社会责任工作水平大大支撑了国有企业100强社会责任发展指数水平。[9]

第十三,必须充分发展发挥非公有制经济对国有经济改革的促进作用。改革历史表明:在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占主要地位的前提下发展各种所有制经济已经对国民经济改革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主要是:一是在国有经济改革没有到位的情况下,非公有制经济以其灵活的经济机制在市场竞争中显示了优势,由此形成的市场压力推动了国有经济改革的发展。二是伴随国有经济改革的开展,必须裁减其原来就存在的大量冗员。正是非公有制的发展,成为吸收这些冗员的主渠道,为国有经济改革创造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三是发展混合所有制企业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个很重要方面。在这方面非公有制企业的参与也是不可或缺的。

第十四,必须充分发挥对外开放对国民经济改革的促进作用。对外开放包括引进外资,兴办“三资”企业。上述发展非公有制企业促进国有经济改革的三方面作用,“三资”企业在不同程度上也都是具有的。此外,“三资”企业在引进外国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等方面还有其他非公有制经济所不具有的独特作用。

对外开放还包括进出口货物和服务以及承包对外工程等方面。这些方面对于调节国内总供求关系和经济结构以及输出劳动力等方面也都有重要作用。

还需着重提出,对外开放还包括输出资本以及与此相联系的货物、服务和劳动力输出。列宁依据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世界情况,把资本输出确定为帝国主义的五大经济特征之一。这是完全正确的。但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中国情况表明:在工业化已经发展到后期且现代化有很大发展以后,在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大发展的条件下,社会主义中国也需要输出资本。但这两种资本输出的性质是有根本区别的。前者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获得高额垄断利润,并以此为工具从经济和政治等方面掠夺资本输入国的主权。这是一种剥削和被剥削、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后者遵循的根本原则是平等合作、互利共赢的原则,不仅有利于输出国,而且有利于输入国。[10]对作为资本输出国的我国来说,这对于调节总供求关系、经济结构和劳动力的供求关系都是有益的。还需着重指出,我国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要实现做大做优做强,在国际市场上进行竞争,是必需的重要一环。对输入国来说,可以获得他们发展经济所必需的资金、技术和商品。这是一种政治平等、经济互利的关系。

第十五,必须为国有经济的正常发展创造它所必需的经济环境、营商环境(如统一的、平等的、开放的、有序的市场和便利宽松的商事制度)、法律环境(即国有经济改革必须拥有的法律保障)和社会环境(即稳定的社会政治局面)。总的说来,我国在改革过程中是做得比较好的。但这些方面也有不少教训。比如,尽管改革以后已经改变了改革前曾经发生的五次强波周期和超强波周期,但还是发生了五次中波周期。而在每一次中波周期的波峰年,由于经济过热,不得不放慢改革步伐,以致延缓了改革进程。只是在党的十八大以后,才第一次实现了向微波周期的转变,根本改变了这种状况。[11]

第十六,必须适应改革的固有特点,推行渐进式改革。我国国有经济改革,是前无古人的全新事业,又是采取自上而下有领导地进行的。作为改革领导者由于受到认识规律的制约,不可能一次就完整地把握改革的客观规律。而且国有经济改革的各个方面,其实现所需具备的条件和难易程度都是有差别的。仅此二端就足以充分说明:国有经济改革不可能采取突击的方式,而只能采取渐进的方式。这种方式还有很多优点。比如,有助于避免犯大的错误,出了错误也易于改正。

第十七,必须十分重视改革理论对改革实践的指导作用。由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及其以后的发展,对包括国有经济改革在内的经济改革起了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但在发挥改革理论对改革实践的指导作用方面也有不足之处。仅就国有经济改革来说,鉴于国有经济分布过广和国有小企业占比过大的情况,在1978年改革开始以后,就要把国有经济的改革和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与国有企业的战略性重组紧密结合起来。但由于当时在指导思想上实际上存在着要把全部国有企业都要搞活的思想,迟迟提不出这一点。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基于改革经验的总结,认识到要搞活全部国有企业是不可能的,要有效实现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也不需要这样做。只有把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和国有企业的战略性重组与国有企业改革结合起来,才是搞活企业的必由之路,才能有效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又如,推行建立作为现代企业制度的公司制、股份制改革,是国有经济改革的一个根本环节。但这一点也是直到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才明确提出。再如,在国有经济的监管方面实现从主要管企业到主要管资本的转变,是国有经济改革另一个更重要的根本环节。但这一点是直到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才明确提出的。凡此种种,其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改革理论研究及其对改革指导作用的滞后,显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但这一点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已经有根本改变。其突出表现就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发布的包括国有经济改革在内的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文件,其数量之多、频率之高、涉及面之广、切入实际之深、问题导向之明和指导力之强都是改革以来从未有过的。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理论研究以及智库建设的作用直接相联系的。

第十八,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12]显然,这个根本性的结论,对国有经济改革也是完全适用的。据此,可以认为,国有经济改革的根本经验,就在于它实践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国有经济改革的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

[参考文献]

[1]列宁.纪念《十月革命四周年》、列宁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0:565.

[2][6]汪海波.新中国工业经济史[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7:94-96,507-511.

[3]邓小平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40,1994:2-3.

[4]毛泽东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3-49,194-244.

[5]邓小平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38,268,370,373.

[7]中国经济时报.2018-02-02.

[8]中国经济时报.2017-09-18.

[9]中国经济时报.2018-01-16,01-30.

[10]汪海波.论对外投资的历史发展[J].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16.

[11]汪海波.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新发展[J].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17.

[12]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人民出版社,2017: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