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符供给政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表明积极有为的效果与利益,政党治理

除了政府治理环境的变化之外,推动中国政府治理体系变革与创新的另外一个主要因素在于政府治理体系自身存在的一些基本矛盾。在一定程度上讲,正是这些矛盾的存在与变化构成了源源不断的力量来源,促成了政府的改革。创造性地利用矛盾,通过创新摆脱和解决矛盾,恰恰是政府改革本身的应有之意。具体而言,政府治理体系存在的基本矛盾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从行政管理体制上看,政府的作用问题可分为“事”“财”“人”三个方面。

  
首先,深化行政体制改革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矛盾运动的理论逻辑为遵循。十八大指出,改革旨在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促进生产力和社会文明发展。[8]十八届二中全会公报明确指出,行政体制改革是推动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必然要求。[9]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深刻指出,”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推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10]近来,习近平总书记论述改革的逻辑时进一步指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体制改革对其他方面改革具有重要影响和传导作用,重大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度决定着其他方面很多体制改革的进度,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我们要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轴,努力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新突破,以此牵引和带动其他领域改革,使各方面改革协同推进、形成合力,而不是各自为政、分散用力。”[11]由此更加清晰地阐明了深化改革的政治经济学。

全球化与国际竞争的加剧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来中国的经济社会许多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从计划经济逐步转向与现代化进程内在要求相契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无疑是40年间最具根本性的变革。在这场深刻的变革中,我们之所以能不断促进现代市场经济的生长和发展,政府的主导作用至关重要。而与此同时,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我国政府治理从机构设置、施政方式到体制机制,也都在不断地调适和改革。可以说,40年来市场化改革的进程,同时也是我国政府治理不断变革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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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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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体制改革
 

政府职能和任务的繁重与政府能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大政方针”一直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无疑,在当前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必然要继续坚持。而政府为了确保这一方针政策的实现,需要将工作重心转向建立健全公共服务体系,以便为经济建设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

  

整体的公共利益与局部的、个体的利益

十大网赌靠谱平台,公共财政体系建构的另一方面任务,就是要建立健全公共财政监督机制。财政监督是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也是政治建设领域提出的一项主要任务。加强财政监督,一如完善权力运行其他方面的监督与制约机制,一方面可以通过不断完善政府内部监督,包括纪检监察和审计监督,另一方面应逐步推进人大监督的强化和完善。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是代表国家和人民对其他国家机关进行的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监督,其实质是按照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权,对国家行政和司法机关的权力进行制约,以保证国家机器按照人民的意志和需要运转。因此,应高度重视人大监督在权力制约和监督体系中的权威性地位和作用。

  
其次,行政体制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目标,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是政府治理现代化。

以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为核心的经济全球化乃是时代的潮流和不可逆转的趋势。40年中国改革的过程,也是中国走向开放,建立开放型经济和社会的过程。经济全球化不仅意味着国家之间的合作,也意味着国家之间的竞争,提升国家竞争能力乃是政府面临的重大议题。而政府能力则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竞争力的主导性因素,政府如何引导和调控国民经济运行,参与国际经济竞争,促进经济发展,自然便成为政府工作的重心所在。同时,经济全球化对政府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政府的运行更加公平、更加透明;政府的治理要遵循法治,政府的行为具有可预测性;政府要为外资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等;政府的运行要更具效率。顺应经济全球化和保持国际竞争力的内在需要,为中国政府治理变革提供了契机,也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目前已过年中,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半年报”,今年上半年,我国国民经济整体发展延续了总体平稳、稳中向好的基本态势,从宏观调控的主要指标来看,我国经济运行呈现出增长平稳、物价温和、就业向好、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的良好运行格局。而且,这种成绩是在当前国际环境不确定性增多,同时国内结构调整、转型升级艰难推进的大背景下取得的。之所以能够拿到这样一份成绩单,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不断加大“放管服”改革力度,对促进创业创新、稳增长保就业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并且让企业和群众享有了更多的获得感。可以说,这是促进宏观经济总体稳中向好的关键一招。

  

澳门十大赌场网上注册,政府治理重心的转移:发展与变革导向的政府治理

政府职能问题自改革开放之初直至今日,历经40载的实践探索和理论探讨。对于当前全面深化改革来说,厘清并转变政府职能依然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的一大难点问题。当然,之前的种种实践和理论探索,为今日解决这个难题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对这个问题已经逐步形成了尽管初步但比较清晰的认识。政府的职能或者作用不在于“大/小”“强/弱”“有为/无为”,关键在于政府应在哪些方面有所不为,又需要在哪些方面有所为。

  
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对于新时期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定位意义主要在于:

中国政府改革,实际上乃是一场社会再造运动,它是在中国社会整体转型的背景下进行的,改革所涉及的范围和内容,已远远超出传统意义上政府自身行政的范围,涉及政府与社会的方方面面。其改革范围之广、幅度和力度之大、涉及的议题之多,已远远超出其他国家行政改革的范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以极大的自我革命和创新精神,坚定不移推动政府治理的变革,经过40年的改革和发展,一种具有中国特色、不同于传统的、新的政府治理典范正在形成和显现,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社会的整体性进步,便是这种新治理典范绩效的最好证明。具体而言,40年中国政府治理创新的主要成就(或者新典范的主要特质)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澳门十大赌场娱乐,随着市场化改革在广度上和深度上的拓展,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会大幅度减少,而同时还会逐渐产生要求政府在另外一些领域发挥作用的诉求,例如加强市场监管,又如对医疗、教育、住房、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的需求会越来越强烈。也就是说,顺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需要逐步完成从“经济建设型政府”到“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变,政府的基本角色就是为社会构建越来越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并确保其顺畅运转。这里所谓的公共服务,不仅是指通常意义上的公共服务,包括医疗、公共卫生、教育、居住、劳动保障、养老、社会救助等,对于广大社会成员来说,维护社会公共秩序、维护市场秩序、保持宏观经济稳定、保护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等等,也都是重要的公共产品,需要政府发挥积极有为的作用。

  
我国的行政体制是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现代化建设,推进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治权体系,是承接、遵循和实施人民主权、实现人民民主和国家有效治理的执行机制,也是在政府治理意义上落实依法治国方略,达成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起建设重要任务的运行平台。由此可见,行政体制是执政党与人民、国家与社会、民主与法治辩证互动的联系结点,而行政体制改革则是推进党的领导、人民民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结合和深化实现的重要纽带和实施枢机。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37-38.

20世纪以来政治与公共管理领域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政府在整个国家权力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还在于经济社会发展使然。现代化进程导致社会系统的复杂性不断提升,形形色色的社会问题不断涌现,需要承担社会公共事务日常而直接的行政权力,扮演更能动的和更强有力的角色。对于正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我国而言,同样需要政府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积极有为的作用。就构建“回应型政府”这一议题而言,一方面在于为多样化的诉求提供表达和协商场所,形成民意吸纳、整合进而转化为政策的机制,另一方面在于政策的执行和落实。而政府的政策执行情况,则直接影响到政府的回应性在日常生活中实现的程度。

  
政府治理权力主体能力现代化涉及各级政府组织、领导干部和公职人员的能力和素养的提升。这就”要靠制度,靠我们在国家治理上的高超能力,靠高素质干部队伍。”[6]由此强化和提升政府在改革、创新、落实和执行制度方面的能力。就政府治理权利主体能力现代化而言,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就是在政府治理体系和过程中,参政党、社会组织和公民的利益诉求和主张要求得到有效表达和吸纳,其依法有序参与政府治理的能力得到有效提升,进而达成民主行政和民主治理。

政府治理改革与创新,乃是政府随着内外生态环境的变化,有意识地对其结构、功能、行为、政策乃至文化进行不断调整和改变,以谋取政府治理体系与环境之间的动态平衡,从而实现政府治理效能的行为或过程,是寻找和建立新的治理途径和方式(New
Approaches and Mean),从而实现和创造公共目的(public
ends)和公共价值(public
value)的过程。政府治理改革与创新,是重新思考、重新设计和重新建构(reconstruction)治理体系,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过程。改革与创新,不仅仅是活力政府(governmental
revitalization)的核心和关键所在,亦是提升应对国际国内社会各种挑战,提升国家竞争力的策略。是故,世界各国莫不重视政府治理的改革与创新,政府改革与创新已经成为世界性的趋势与潮流。从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政府适应社会的变化,持续不断地推进政府治理体系的改革与创新。经过四十年的改革,中国政府治理体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不同于传统治理的新的治理典范,同时,在政府治理改革与创新方面,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世界贡献了政府改革的中国智慧。

十大赌博正规澳门平台,所谓“财”的方面,即公共财政体系的建构问题。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必然要求建构公共财政体系,也就是强调政府的资金分配主要用于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而公共财政体系的建构和完善也会促进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当前,公共财政体系建构问题又包括两方面的任务。一方面是就财政体系内容本身而言的,主要就是中央对财税体制改革做出的顶层设计和总体部署,按照调控市场不越位、调整结构不错位、保障民生不缺位、公共服务不失位、资金监管要到位的要求,构建与“公共服务型政府”相契合的现代公共财政体系。此外,当前财税体制改革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厘清并规范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间财政收支的分配关系,合理界定和配置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和支出责任,优化转移支付结构,并逐步推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加快完善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

  
首先,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我国的行政体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作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全面深化改革,也必然包含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的深化改革。相应地,深化行政体制改革,”从根本上说是为了更好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2]

十大赌博信誉平台,利益是人们在一定社会条件下生存和发展需要的表现,利益关系是人从事生产和其他社会活动的动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所奋斗的一切,都是同他们的利益有关”。政府治理,乃是追求公共利益的国家作用,然在多元利益社会中,始终存在着不同的利益群体,政府亦不是一个同质的集团,在政府体系内部也始终存在着整体的公共利益与部门利益、公共利益与地方利益、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矛盾和冲突。政府改革的许多领域,均涉及利益关系的调整和利益的重新分配。而如何防止利益冲突,尽可能地保障和促进公共利益的实现,均是政府改革关注的核心问题。

澳门十大正规平台,中国政府治理的改革,是在改革开放大的背景下进行的。40年来中国社会的改革与发展,固然是政府与社会双向推动的结果,但政府在整个社会变革进程中发挥着积极的乃至是主导性的作用。因此,政府治理的改革远远超出传统意义上政府自身的范围,也远非其他国家行政改革所能比拟,涉及到政府与社会的诸多方面,实际上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中国发展已经进入了新时代,顺应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有效应对因国内外环境和形势变化而引发的更大的挑战,需要加快建立人民满意的现代化的政府治理体系,提升相应的政府治理能力,以推动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政府治理的改革同样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我们可以期待,以市场为取向的“放管服”改革,必将为推进我国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并且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历史进程中,发挥出成效巨大且影响深远的作用。

   三、行政体制改革坚持和贯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

权力结构的调整与分权协同的政府治理

所谓“人”的方面,即政府工作人员队伍建设问题,也即传统上所谓干部人事制度建设和改革问题。建立一支精干而又廉洁的政府工作人员队伍,是确保各项改革和发展目标顺利实现的必要条件。一套完整的干部人事制度包括如下四方面内容:选拔和任用机制、评价和考核机制、激励和监督机制、任期和退出机制。以往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重点主要放在选拔和任用机制的改革探索。从多年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实践的情况以及政治建设其他领域的经验来看,选拔和任用机制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监督和激励问题,也就是要处理好“严管”与“善养”的关系问题。十八大以来,在“严管”方面成效显著,接下来这方面的工作重心应逐步从“对人的监督”转向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的强化和健全。与此同时,同样需要着手解决“善养”问题,也就是干部的激励和保障机制建设问题。其中,特别是广大基层干部的薪酬和福利待遇问题,已亟需提上议事日程,将干部的薪酬和福利水平提升至与干部所在地方的经济发展及日常生活相适应的程度。对此,相关问题还需开展进一步深入细致的研究。

  
新时期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是指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总体谋划、理论阐述和改革实践。其中既包含十八大对于行政体制改革的阐述、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对于行政体制改革的阐发,也包含党和政府逐步推进实施的行政体制改革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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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也是贯彻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已进入关键阶段。新时代的发展内在地要求全面深化改革,其中核心问题依然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相应地,如何确保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依然需要进一步推进政府治理的变革。6月28日,国务院召开全国深化“放管服”改革转变政府职能电视电话会议,李克强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放管服”改革是涉及理念、体制机制、工作方式的深刻变革,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多样和个性化的物质文化需求,需要加快政府职能深刻转变,促进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王浦劬 (进入专栏)
 

在任何时期、任何国度中,均不存在任何完美的制度,政府治理制度亦是如此。世界上唯一不变的事就是变,正如我们长大成人以后不能再穿儿时的衣服一样,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变化,政府治理亦要不断创新和变革。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基本方略已经确立的背景下,政府面临着更大的挑战,肩负着更大的历史责任,建立人民满意的现代化的政府治理体系,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增进政府治理效能,通过政府自身的改革和发展,推动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进步,仍是不变的主题。政府改革与创新,永远在路上,仍然是未竟的事业,其光明的前景值得期待。

“放管服”改革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成效,至关重要的一点,正如李克强总理在讲话中指出的那样,正在于“放管服”改革是顺应群众期待、遵循经济规律、尊重基层首创精神。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的改革目标和任务。而现阶段我国发展已进入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仅更加强烈,而且,对美好生活的种种社会需求,也呈现出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有鉴于此,我们尝试提出构建“回应型政府”的议题。也就是说,所谓人民满意,首先是要求进一步增强政府的回应性。李克强总理在2016年2月1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曾经指出,“现代政府”,一个很重要标志,就是要及时回应人民群众的期盼和关切。正所谓“民之所望,施政所向”。对人民的呼吁和诉求及时做出回应,本应是作为以实现和维护人民民主为己任的政权组织的固有使命。而这里所谓建设“回应型政府”,其实质是强调政府能否在其决策以及治理活动中容纳日益强烈的多样化的利益表达和维护的诉求,并与民众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当前的主要问题是,需要为突出并不断强化政府的回应性功能寻求相应的制度安排以及适宜的实现路径。

   一、行政体制改革根据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确定自身目标

在现代社会,行政权的扩张乃成为一个普遍现象。行政权力的扩张,使得政府的自主性大大提高,有利于政务的推行,也能够使政府在经济发展和国家建设上发挥积极主动作用,但与此同时,公共权力亦面临被误用、滥用、失去控制而导致的各种风险。如何既保证政府的权威和自主性,同时防止权力的侵蚀,亦是政府治理的困境与矛盾所在。

所谓“事”的方面,即政府职能问题,在法律层面则体现为政府的职责权限问题。改革开放以来,转变政府职能一直是政治建设领域的一个重要议题。直至当前,全面深化改革面临的一大难题仍然是政府职能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和要求,同时也指出,所谓“全面”重在强调统筹谋划,以确保改革的整体效果实现,而并非意指各个领域的改革要齐头并进,主要还是着力于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依然是经济体制改革,其核心问题就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也就是在确保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如何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而这一问题的主要方面就是顺应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推进政府职能的转变。当前深化“放管服”改革的实质也依然是加快政府职能的深刻转变,以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在政府治理制度体系意义上,政府治理体系的利益关系、行政权力关系和公民权利关系,具体体现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政府管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的体制机制和法律法规体系。而政府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也就是适应现代化发展的要求,改革不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不断构建新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使政府管理制度更加科学完善,由此实现政府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市场化改革,即承认和保护个人和企业对经济利益的追求,重视市场的作用,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是40年中国改革的主要实践。中国政府改革也是沿着如何建立起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府治理体制这一主线来进行的,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变革乃是核心,这突出表现在政府职能的调整。经过40年的改革,政府职能体系不断优化,基本上建立了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职能体系,建立了亲市场的政府治理。这主要表现在:明确了政府职能转变的基本方向,即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既能够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势,又能运用市场激发经济的活力;初步解决了政府职能的错位问题。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作用得到了体现;推动了市场的开放和公平的准入;放开市场价格,价格关系得到初步理顺,使得价格能够真实反映市场需求,重视价格机制对市场的调节作用;政府职能实现的方式发生了转变。对经济社会事务的治理从传统的行政命令、直接干预转变为经济手段和宏观控制,既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综合运用财政、税收、投资、金融等政策手段促进发展方式的转变;适应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政府职能的重点领域逐步转向向全体人民提供统一、均等的公共服务。当然,政府职能的转变充满了各种矛盾和冲突,这一转变过程刚刚开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永远是动态的、非均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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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治理体系外在环境的变化和发展乃是推动政府治理变革的主要原因。概括起来,40年推动中国政府治理变革的契机和动因在于以下主要方面:

  
在国家治理实践中,行政体制集中体现为政府治理体系。国家治理体系的利益关系结构,通常也构成政府治理体系的利益结构基础;国家治理的权力体系包含政权体系和治权体系,行政体制是国家治理的治权体系。而国家治理体系包含的公民权利,则使得政府治理意义上的行政体制不仅包含着政府权力,而且包含着行政相对人–公民的权利。如果说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包含着国家治理利益结构合理化、权力运行的科学民主循法和公民权利的依法实现,那么,作为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目标的政府治理体系现代化,则要求对妨碍科学发展的利益固化状况进行深入改革,如同习近平所说,”我们要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既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5]在此基础上,优化政府权力结构,推进政府权力科学民主依法高效运行;优化公民权利实现与保障机制,促进相关权利主张切实依法得以实现和得到保障。

政府治理体系乃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虽有其边界,但要维持其活力,增加治理的有效性,需保持其开放性。政府的开放也是40年中国政府创新的主旋律之一。主要表现在:建立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满足和落实人民的知情权,使人民成为知情的公民(informed
citizens);建立政务公开制度,使政府在阳光下运作,政府的运作更加透明化,实现人民对政府权力与运作的有效监督;建立民主参与决策和政策制定的制度。重大事项决策的调查研究制度、专家咨询制度、社会听证制度、多元化的民主协商制度(政治协商、政府协商、社会协商)得到确立;以普遍主义为价值导向的,以公平、平等、竞争为基本特征的公职人员管理体系的建立、发展和完善;城市社区居民自治以及农村村民自治制度的确立和实施,不仅使社区成为公民学习共同治理的场所,而且能够使居民由下而上地参与和投入,自发、自主、自治地解决社区存在的问题,创造社区的生机。民主参与的治理,不仅促进了政府治理的合法性,更重要的是促进了政府制定政策的理性,以及执行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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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组织机构是政府履行职能的载体,完整统一、事权确实、协调一致、精简效能的政府组织框架乃是政府体系良好运行的基础。受传统政府治理模式以及诸多因素的影响,长期以来,政府组织框架存在诸多问题,如政府部门(特别是经济管理部门),仍然偏多,不仅超过了有效的控制幅度,而且增加了协调的成本;政府部门的职责交叉、职能重叠、权责不一的现象比较普遍;政策的领导与统合功能不强,出现政出多门,条块分割等。是故,机构的调整与优化也始终伴随着政府治理的变革。经过40多年的改革和调整,政府组织框架日益合理化,这主要表现在:从单纯调整改革政府机构到统筹改革和调整党政群机构设置,其结果强化了党的全面领导,强化了政策的领导和统合功能,维护了政令的统一;政府机构和人员膨胀、政府规模扩大的趋势得到了有效控制,政府机构和人员日趋精简,更符合运行经济的原则;大部制框架的确立,使得政府事权更加统一,改变了传统上部门林立、职责不清和交叉、多头管理、多头执法的现状;建立了决策、执行、监督既相互协调又相互制约的政府组织权力运行机制;跨机关政府整合服务。随着地方服务大厅、行政审批服务中心、互联网+政府服务模式的建立和推广,政府对民众提供服务的方式发生了改变,跨机关、整合性、便民化、高效率的新的服务模式已经形成。总的来看,面向社会需求和公共问题,服务社会与民众的整体性政府治理正在得到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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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人类社会治理发展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一旦治理的体系无法适应变化了的环境,便会出现治理的危机,导致国家的衰败,甚至于瓦解乃至灭亡。对安全的追求,对既定结构、规则及其利益的维护,似乎是人类的天性,或许正是这种天性,有助于治理体系本身的维持与持续。人类与其他动物的一个区别在于,其具有无限的智慧和创造力,能够从历史的经验中学习和思考,不断超越和创新,这恰恰又是人类进步的源泉和力量所在。个体是如此,组织是如此,国家和政府亦是如此。无论是对个体、群体,还是国家而言,如何维持其既定的基本的规则体系,保持一定程度的连续性、稳定性,另一方面,如何应对环境的改变和挑战,使得现存的制度体系与社会需求保持一致,不至于发生裂变,乃是治理的最大挑战。没有任何一种天然的机制能够保证国家和政府治理的有效性,除非这种体系能够产生自我革新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改革和创新乃是一切有机体的活力来源,政府治理体系也是如此。

  
[摘要]行政体制深化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进入新时期以来,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二中全会对于行政体制改革进行了阐述和部署,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对于行政体制改革进行了全面布局和阐发,行政体制改革实践得到新的积极推进,由此使得行政体制改革形成了新的历史特点,其包括改革根据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确定自身目标,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前提和牵引,坚持和贯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改革具有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着力于政府管理权能责的结构性优化,体现为制约监督政府权力与开拓公民权利空间的有机结合、政府治理能力与治理制度建设并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目标并列;改革遵循公共政策创新与体制机制深化的路径。

政府体系,从纵向上看,乃是经由专业化分工和职能划分而形成的部门体系。部门化的结果便形成了承担不同公共事务的职能部门,从而行使对不同公共事务的管辖权,展现了功能性政府的特质。部门化的初衷乃在于透过专业化的分工应对政府事务的复杂性,透过工作的专业化(task
specialization)来提高政府的效率。唯在现实中,部门化亦导致了许多问题,如权责集中和集权,无法适应变化的需要;部门林立和机构膨胀;本位主义和部门利益;在权责不清情况下,导致相互推诿、相互扯皮;政出多门,不易协调等。因此,功能分制的情况下,政府治理便出现了高成本,缺乏长远观点、缺乏对民众负责等问题。如何使政府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发挥整体的合力,便成为改革的难题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面对不断变化了的国际和国内环境以及各种矛盾和挑战,积极主动调整和改变自己的工作重心,形成了以变革和发展为导向的现实主义的治理风格。中国社会的转型,固然是政府与社会双向推动的结果,但政府在整个社会的变革和发展中发挥着积极、主导、催化、推动的作用,展现了创造发展和变革环境,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能力。除了传统的维护秩序和政治社会稳定的角色之外,政府在社会转型和发展中扮演了多重积极的角色:经济和社会变革的代理人(change
agent)。中国社会经济和其他领域的变革,均是有计划的变革,而政府始终是变革规划的设计者和推动者;发展共识的建立者和领导者。改革开放开始,面对生存和发展的压力和挑战,中国政府从政治现实主义出发,确立了发展是第一要务,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谋取解决一切问题的解决之道这一基本共识,并积极创新发展的理念,领导和指导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制度规则的制定者。任何社会,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前提是建立有助于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条件,即法律制度和规则,所谓有良法则有良治。改革开放以来,适应市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变化,中国已经建立起了基本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法律、法规和规则体系,而政府在其中则扮演了程序领导者(procedure
leader)的积极角色;发展战略和规划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政府透过国民经济和发展规划以及各个领域的专门发展战略和规划,引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使发展更具前瞻性、系统性和协调性;公共产品和服务的生产者和提供者。在大量公共产品和服务领域,公共安全、基础设施以及基础性公共服务,政府不仅仅是直接的投资者,而且是直接的生产者和提供者,这不仅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也直接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增进了民生,保障了公民的基本权益。生产力的巨大进步,综合国力的提升,国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实际上与政府的积极作用密不可分。

  
[4]在基本格局上,它体现为中国共产党总揽全局、统筹各方,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多主体共同治理,从而形成”一元主导、多方参与、协同治理、交互作用”的基本结构。

人类发展的历史表明,在任何一个社会,均需要一个治理的体系,用以贯彻集体的目标与维持内外的秩序。政府治理乃是一个社会的必需品。政府治理系统并非一个闭关自守的封闭体系,而是与社会大系统之间存在着“取”与“予”功能平衡的一个开放体系,治理体系获取社会的支持及资源的供给,有效转化为政策以及政策的执行以及服务输出或给予社会。同时,治理体系也是一个生态适应的有机体,需要适应外在的环境的变化,与时俱进,新陈代谢,求新求进,方能维持本身的存在、持续与发展。

  
再次,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基于对于我国改革进程、尤其是经济体制改革实际进程和成效状况的基本判断。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巨大成就。与此同时,我国的发展和建设也面临着新问题和新矛盾,当前,”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不少集中在经济领域,经济体制改革任务远远没有完成,经济体制改革的潜力还没有充分释放出来。”[15]与此同时,我国仍然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新时期绝大多数问题和矛盾都需要通过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的全面深化改革予以解决。因此,只有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才能带动和深化包括行政体制在内的其他体制改革,才能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等要素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从历史上来看,科技的进步和发展乃是推动社会变革的主要力量之一。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现代通信技术革命,特别是互联网的发展和普及对人类社会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它不仅改变了生产方式,也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人类社会进入了网络社会和知识经济的时代,这一时代呈现出了与传统时代不同的特质,如数位化、全球化、虚拟化、去密集化、动态化、即时性、流动空间等。在网络化的社会中,知识已经成为经济活动的根本生产要素,成为国家创造持续经济增长,形塑竞争优势,积累附加值的主要驱动力。网络社会和知识时代的兴起,改变了政府施政的外部环境,动态、复杂、多元的环境,对政府的职能和角色、政府的组织形态与结构功能以及政府的运行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新的信息和通信技术革命,也为政府治理创新提供了新的技术和手段,催化着新的治理方式,成为推动政府改革与创新的最佳媒介与策略动力,为建立以服务民众为中心的、灵活、高效、透明的政府创造了可能性。

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创造性地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而在社会主义发展历史上,解决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长期没有解决的重大问题,实现了发展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创新。从改革开放的历史实践来看,正是确立和围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目标,推进经济体制以及其他各方面体制改革,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实现了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飞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4][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295,41.

   [关键词]国家治理;政府治理;治理能力;行政体制改革

40年政府治理的变革,其成绩是巨大的。在推进政府改革的过程中,既有教训亦积累了许多成功的经验。第一,政府改革创新,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发展和完善,改革与发展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四个自信”。第二,思想解放与理论创新的重要性。诚如马克思早讲过的,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但理论一经掌握就会变成物质的力量,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经验在于我们所取得的每一项重大突破和成就,均是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的产物,思想自由,促进了行动的自由,最终透过自由促进发展。第三,政府改革始终倾听人民的声音,回应人民的期待,坚持问题导向,人民期待政府改什么,政府就改什么,同时要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吸收民间的智慧。第四,政府改革要有整体观、系统观,要具有前瞻性。政府治理连接着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涉及众多关系的调整和变化,改革要获取成效,必须从整体和系统的角度考虑问题,注重不同领域改革之间的配合,不同改革政策与措施之间的相互衔接,不同时间节点之间的相互调适,从而形成改革的合力,产生改革的综摄效应。第五,改革要有正确的方法论,既要重视顶层设计和规划的引导作用,又要大胆鼓励地方政府和基层政府的创新、探索和实践。

  
所谓国家治理体系,在本质意义上,它”是社会利益关系、政治权力关系和公民权利关系相互联系、整体构成的有机系统。”[3]在制度意义上,它体现为”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

部门分化与整合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797-798.

  
公报和《决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四、政府治理变革的经验与启示

  
再次,深化行政体制改革优化和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规定了新时期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包含着推进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所谓政府治理能力,是治理主体基于公共利益的实现要求,运用政府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是把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政府治理效能的素养、素质和本领。在现代化取向上,政府治理主体包含权力主体和权利主体,因此,政府治理能力及其现代化也就相应地包含政府治理权力主体和权利主体的能力及其现代化。

市场化改革和亲市场的政府治理

  
。[1]这一总目标既是公报和《决定》内容的总纲提领,是新时期行政体制改革的战略坐标,也是确定国家治理与政府治理关系、把握和推进新时期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指针,由此使得新时期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具有根据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确定自身目标的特点。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政府管理职能日益扩张,任务日趋艰巨和复杂,几乎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便要求政府自身的能力与其承担的职责相匹配。唯政府具有政策创新力、高效执行力、资源汲取力、广泛协商力、有效管制力等,方能适应不断变化和增长的需要,方能有效解决公共问题,有效提供公共服务。如果政府自身的能力与其承担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不相适应,政府便不可能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而事实上,能力的欠缺或者不足始终是社会政府体系所面临的突出问题。

  
根据党的十八大文件、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精神和行政体制改革的实践可知,新时期行政体制的深化改革既是改革开放以来行政体制改革的继承和接续,又在全面深化改革总体部署下呈现新的理论内容和实践推进,由此呈现新的历史特点。

上述矛盾并非政府治理体系中存在的全部结构性矛盾,还有许多其他的矛盾,如行政效率与公平之间的矛盾;政府管制与社会自主与创新之间的矛盾;照章办事与繁文缛节、形式主义、缺乏弹性之间的矛盾等等。政府治理改革与创新,正是解决各种矛盾的过程。

  
其次,深化行政体制改革遵循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对于我国国情的基本判断。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12]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强调指出,必须立足于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坚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个重大战略判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13]近来,习近平总书记就此进一步阐述指出,”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这就决定了经济建设仍然是全党的中心工作。””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就必须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不动摇。”[14]这就把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社会主要矛盾理论和分析,我国当前和未来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的判断与党的基本路线和工作中心有机结合,进一步阐明了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经济体制改革对于包括行政体制在内的其他体制改革的决定性地位。

[摘
要]政府治理改革与创新乃是对政府治理体系重新思考、重新设计、重新建构的过程。中国政府治理变革的动力来源于经济和社会的转型,亦是政府治理体系内部矛盾运动的结果。40年政府改革创新的结果便是产生和发展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不同于传统模式的新的政府治理典范。中国政府治理变革乃是一种基本典范的转移。

  

政府权力的扩张与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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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历次颁布的宪法均明确申明我国是人民民主的国家,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宪法明确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与人民的密切关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一切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都是人民的公仆,这便是共和国的立国精神和价值所在。政府改革四十年,政府治理唯一不变的便是对这种主导价值的不断确认、强化和发展。早在20世纪50年代,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工人阶级政党不是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而是更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3]党和政府是人民实现其利益的工具,明确指明了政府存在的价值便在于对人民期待的价值的创造。政府治理改革的目的在于废除官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也是以人民的主体性为其核心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确立了人民中心的发展观,人民中心的发展观既是指导经济和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又是政府治理实践的核心价值观,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讲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国家是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其一切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其一切工作部署和工作安排,都应该来自人民,都应该为人民的利益而制定和实施”,[4]并再次重申“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5]以人民中心的治理观的确立,标志着政府治理从国家中心主义转向人民中心主义。

  
我国的全面深化改革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新时期深化行政体制改革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前提和牵引,这就表明,经济建设和科学发展是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动力来源,也是行政体制与经济体制深化改革、紧密互动的引力发端。新时期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这一特点,其理论与实践基础在于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期的理论遵循和实际判断:

国家和政府本身就是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产物,“正是由于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公共利益才以国家的姿态而采取一种和实际利益脱离的独立形式,也就是说采取一种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2]国家和政府的作用,其最低限度便在于解决社会的各种矛盾,从而维护共同体的存在和发展。在各种社会矛盾中,把握社会主要矛盾乃是最重要的,因为社会主要矛盾决定国家和政府治理中的任务和基本战略选择以及政策选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八大报告就指出,我国的主要矛盾已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之间的矛盾。但此后,由于诸多原因,反而认为阶级斗争是主要矛盾,以阶级斗争为纲,导致了国家的动乱和治理的衰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政府拨乱反正,十一届六中全会认为,我国需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以此为基本依据和判断,中国从此始终致力于生产力的发展,这也是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的目的和初衷所在。经过40年的发展,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性质和特点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社会生产力发展有了历史性的跨越,落后的社会生产力已经不符合中国的实际,同时,在人民生活水平总体达到小康后,对更加美好生活的向往和需求更加强烈。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对政府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正确处理改革与发展中的重大关系,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促进硬实力和软实力协调发展,更好地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是政府的新任务。社会的全面进步同时要求政府自身必须更有能力、更有效率、更负责任,以政府发展,来推动社会发展。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和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描绘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崭新蓝图,制定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战略,汇集了全面部署改革的重大举措,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纲领。在阐述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中,公报和《决定》深刻阐明了新时期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方向、准则、内容和路径,是行政体制改革的行动指南。

二、中国政府治理改革与创新的契机和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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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开放与民主参与的政府治理

   二、行政体制改革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前提和牵引

依法治国和法治政府乃是人类治理文明的共同特征。建设法治政府不仅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内容,亦是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制度保障。中国政府改革和转型,是从人治走向法治的过程,经过40年的改革,法治政府基本格局已经形成,为全面建成法治政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主要表现为:建设法治国家和法治政府已经成为国家的基本方略,整个社会达成了广泛的政治共识;强化了党对法治政府的领导,完善了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体制,法治政府的建设有了领导保障;制定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规划和实施策略;建立了适应法治政府发展需要的基本的法律法规和规章体系,涉及规范政府组织、公职人员管理、行政行为、行政程序、行政救济等诸多方面。法律法规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使得政府权力的获取、组织、行使有了制度上的约束和保障,通过良法,促进良治;在重视规范和约束政府权力的同时,更加重视公民权利的利益的维护,这主要体现在给付行政的范围不断扩大上;改革行政执法体制,整合执法主体,精简执法机构,进行了相对集中行政执法权,推进综合执法的改革探索,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多头执法、重复执法、乱执法等突出问题;通过审批制度改革,大大压缩了政府权力寻租的空间和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为廉洁政府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由此可见,全会公报和《决定》确定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不仅使得十八大提出的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的目标[7]更加明确,而且使得国家和政府权力的循法有效行使与公民权利的依法实现和保障有机结合,使得政府治理与民主行政有机结合。而由此双重逻辑出发,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正是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在新时期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方面的具体目标体现。

[参考文献]

政府治理架构调整与整体性的政府治理

三、走向政府治理的新典范:40年政府改革的成就

权力的集中和权力的分散

一、前 言

马克思主义最伟大的贡献之一在于把世界看成是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并揭示了变革与发展的内在动力和规律。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革中去寻找”,[1]同时认为经济虽然是决定性的因素,但不是唯一的因素。对于政府治理的变革和发展而言,除经济因素之外,还有政治的因素、社会的因素、历史的因素,政治领袖与社会大众的因素等等。40年中国政府改革与创新的主要原因或者推动力来源于政府治理环境的变化以及政府治理体系内部的内在矛盾。

政府治理,并非是政府单方面行使权力的过程,而是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社会、中央与地方之间有机互动和相互作用的过程。国家的优良治理和社会的有效治理乃是建立在负责任的政府、有活力的企业、有生命力的社会组织三大部门协力关系之上的。中国传统治理模式最显著的特征在于高度的集权,其弊端在于抑制国家、地方、企业、社会的积极性、创造性,最终导致整个国家缺乏活力,缺乏效率。中国社会的变革,正是从农村开始,下放权力,使农民有了经营自主权,极大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解放生产力。自此以后,调整权力结构,实行分权化改革始终是中国政府治理变革的主线之一。中国政府改革40年,其成果之一便是透过权力结构的调整,形成了一个分权协同治理的基本格局。具体而言:赋权企业。改变了传统的政府直接管理国有企业的方式,推进政企分开,实现了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确立了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主体地位。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法人实体和市场主体。同时,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进行了国有大型企业的股份制和公司制改造,逐步建立起了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国有资产监督和管理体系,改革的结果,使得国有经济取得了较快发展,也大大增强了国有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赋权社会。坚持政事分开,管办分离的原则,积极推进事业单位的分类改革,激发了事业单位的活力。承认社会组织作为社会治理主体之一的地位,透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积极促进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赋权地方政府。透过经济性和行政性分权,特别是财政分权,使得地方政府支出占政府全部支出的85%,极大地调动了地方政府发展的积极性,也调动了地方政府推动改革的积极性。分权化改革的另一个积极效应在于,在分权治理的框架下,中央政府通过地方局部地区的政策创新试验,探索和总结了经验,然后达成共识,在更大范围和全国推广,这不仅仅有利于政府政策创新能力的提升,而且大大降低了改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诸多不确定性和风险。权力结构的调整,最终涉及的是多元利益格局的调整,权力分享、权力下放所产生的利益共享,恰恰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正当的诱因,最终有利于形成权力共享、利益共享、责任共担、风险共受的协同治理格局。

作为一个观念系统,意识形态不仅解释了社会的、政治的制度安排,也是一切社会的、政治的与政府治理的话语与行动基础。对于政府治理而言,其不仅仅论证了其合法性和合理性,而且是社会变革和发展的先导,成为引领国家和政府治理的号角和指南。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特别是十八大以来形成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系列具有战略性、前瞻性和创造性的思想,回答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任务、总体布局、战略布局以及发展方向、发展方式、发展动力等基本问题。指导思想的创新,不仅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更是开辟了中国发展的新境界以及政府治理的新境界。如何实现这一新境界,对政府治理体系和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政府治理的主导价值再确认:人民为中心的政府治理

从计划经济走向现代市场经济无疑是40年中国社会最具革命性的变革。中国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的起点是僵化的计划经济庞大而低效率的公共部门以及一个短缺的经济体。改革初期,中国体制转型的关键在于如何打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推动市场化改革,推动资本积累,促进工业化和城市化。推动市场化并非透过市场的自发作用可以为之,其任务便落在政府身上,市场化改革意味着政府必须改变传统的以政府权力为中心的治理模式,并将自身的权力和掌控的资源让渡给市场和企业。从某种意义上讲,市场化改革能否取得成效,能否成功,从根本上取决于政府自身的自我革命。市场机制和市场经济要求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便意味着行政权力配置资源的退出;市场经济乃是建立在产权制度的基础上,这便要求政府要完善产权制度并保护产权;市场机制,要实现要素的自由流动,这便需要政府完善要素市场,实现要素的市场化配置;市场体制是建立在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基础之上,这便需要政府改革价格管制,由市场决定价格;市场经济需要公平的竞争环境,便需要政府放松规制,改革商事制度。同时市场经济也需要有为的政府,以弥补市场的缺陷和不足。中国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与政府治理变革,是一个双向推动的过程。市场经济改革的发展,推动着政府改革与创新,反过来,政府改革与创新也推动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

[3]邓小平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18.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传统治理的困境

政府治理体系从纵向上看也是一个经由权力划分和配置所形成的一个多层级控制体系。中央与地方是公共权力的垂直分立,垂直分立事实上也是事务项目的区分,大的原则是由中央与地方各自处理分内的事务项目,归中央的事务,地方不能过问,归地方的事务,中央也不处理。中央管的事务项目较多者,为中央集权制(centralization),地方管的事务项目多者,为地方分权制(decentralization)。我国是单一制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地方与中央为代理关系、隶属关系;地方政府是国家机关;中央与地方为行政分治关系;中央与地方存在监督关系,以行政监督为主;在中央集权制国家,如何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破除本位思考和零和思维,兼顾地方自主或中央统合,发挥中央与地方比较优势和调动中央地方积极性,始终是中国政府面临的改革议题。

治理方式变革与依法而治的政府治理

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与公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

网络社会和知识经济